一个更明显的证据则是，如今，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同居都比以前更常见。
因此，可以认为，有机性是指社会关系相互并存、交错、依赖发展的一种动态特性，这种动态特性使社会具有与生命有机体一样的多层次性、系统性、整体性以及似生命的成长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思维运动是一种与社会运动具有并列地位的运动形式[2]，属于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3]，其运行规律具有物质运动规律的一般属性。
由于法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作为法的适用方式的司法也必然具有社会性。在动态意义上，司法是一项专门适用法律的社会活动。第二，尽管司法矛盾大多与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冲突存在密切关联，但司法矛盾的运动并不受人的意识支配。四、司法规律的实践性 司法规律的实践性即司法规律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属性。以人为主体的司法过程本质上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过程，也是司法规律生成的历史过程。
在司法实践理性的作用下，无论司法实践活动的具体效果如何、是否达到预设目的，司法主体都将在思想观念中依据现实背景和各种社会因素而细致、稳妥、全面、有效地构造、筹划其主体性知识，并得到相关经验教训。司法主体综合分析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全面把握作为其支撑条件的背景知识和体系，以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二是，有的地方通过主导年度立法计划编制，变等米下锅为点菜上桌，把握立项和起草主导。
第二，人大要为各类提案主体所提的改革议案把关。[34]而修改后的立法法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立法的表述中，又增加了委员长会议这个主体。[7]李建国的这句话透出三个含义：一是，人大主导立法的说法，是中央的要求，也即党中央首先提出的（中央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形式提出的，笔者尚未见到公开的资料）。对符合民意的改革要主导助推立法，对不符合民意的改革，要主导过滤纠正。
[13]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载《中国人大》2017年第8期。其中，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恐怕主要是指各个部门的利益关系。
对于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制定1982年宪法时，胡乔木曾专门有一个说明。进一步地说，就是在立法表决之前，立法的主导者对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法律规范草案的具体内容包括表决的结果，都已经有了结论性的甚至具体准确的认知了，即它已经预知立法的结果。那么，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能否实行主导？根据上述现代汉语词典对主导一词的解释，如果将主导用到立法中，就意味着立法中的某个或者某些主体，决定并引导立法的内容向某个方向发展，在立法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立法要引领推动什么？结合四中全会提出的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特别是这几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实践，可以发现，大凡用立法引领推动的基本都是改革，特别是那些重大的改革，而且范围很大。
法律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人大在立法中能够起主导作用并已经起了主导作用，仍未能解解决部门利益问题，但在法律体系形成后更好地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果真能解决部门利益问题吗？ 对于立法中的部门利益，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讨论： 一是，应当承认，只要有部门就有部门利益。四是，委员长会议通过的方式是什么，并不明确，法律既没有规定委员长会议以审议和表决方式集体行使职权，也没有规定委员长会议实行其他的工作体制机制，但无论是集体行使职权还是以其他方式行使职权，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都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很少一部分，在一个投票完全平等的合议机关中，少数成员以缺乏法律规定的方式通过一项立法规划计划，再让绝大多数成员去执行，法理和制度依据是什么，就值得研究了。比如，立法法第二章第一节的立法权限，在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权限以及相关授权立法的同时，加上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作用，作为划分立法权限的基本原则。[12] 材料五：委员长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在强调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后，要求把好立项关，科学合理安排立法进度，在起草、论证、协调、审议过程中，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和争权诿责现象，专门委员会和有关工作委员会要督促有关单位和地方制定配套法规，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发挥代表作用。
人大审议或者表决一部法的草案之前，对于这部法该不该立、何时立，应当由谁来评估和决定，在什么时候评估和决定，法理依据是什么，需要深入研究。但问题是，脱离了具体法律文本，单纯强调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认识和实践中，就很容易对这一提法做拔高理解、扩大理解，不适当地强调人大的主导作用，进而影响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活动中依法、科学地处理与其他立法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他说，专门委员会大体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我们设想，应该主要的是进行调查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便于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者其他的决议。立法法的以上这些规定，初衷当然是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但是不是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在立法工作中，代表实际成了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的行政相对人甚至下级人员？或者比一般社会公众稍有特权的人？ 以上所述实际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立法中发挥代表主导作用的关键点是什么？这恐怕还要回到宪法的规定。
导演是一个具有很强行政色彩又时常缺乏必要约束的角色，所以，在影视艺术领域就容易出现各种潜规则。再看法工委国家法室编写的立法法释义，它说，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应当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36]也就是说，要在各个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如前所述，人大很多时候是个泛称。三是，专门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有提出法律案的职权，这可以说是在立法的一个环节起一定的主导作用，但这个主导仍然是专门委员会的主导，而不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因为它提出的法律案还要经过委员长会议的过滤，并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议和表决，并不代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意志。但与行政机关不同，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就不能实现院长、庭长或者审判委员会等主体的主导，因为案件的审理应当把公正而不能把效率放在第一位，而公正的结论既不是在审理之前就能得出，也不是靠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集中行使权力就可以得出的，只有经过法定的庭审程序才能查清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得出裁判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损害市场统一、破坏有序竞争、保护地方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正是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通过立法实行地方保护，不仅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有冲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本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也不可避免地有这一冲动和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让人大发挥主导作用，战胜自我，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呢？ 三、人大内部哪些主体以什么方式主导立法 笼统地强调人大主导立法，似乎理所当然，但具体到人大内部谁才能主导立法，以什么方式主导立法，恐怕就有不少问题值得讨论。
而法工委国家法室编著的立法法释义则提出了部门起草法律草案、部门主导立法和部门利益冲突、互相扯皮和推诿塞责等问题。但如果提案主体坚持自己起草法律草案，而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认为这样会导致部门利益，从部门那里争来起草权，自己组织起草或者直接起草，最终出来的草案与部门的意图不相符，相关提案主体不予提案，或者消极抵制提案，怎么办？建议有关方面对法律草案的起草与提案权之间的关系加强研究。
一个是，立法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¼¼需要各相关方面共同配合，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这是否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特点和本来之义，以及立法工作的基本规律，恐怕就值得讨论。
比如，宪法法律规定了一府两院和中央军委的立法提案权，但人大主导立法中的制定立法规划计划、起草法律草案、组织协调等方式，显然与它们的立法提案权发生了关联，一旦人大的主导与这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提案权的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回答：制定法律的提案权能否成为一项独立的职权？如果是一项独立的职权，它应当有什么样的内容？人大主导立法与提案主体依法行使提案权是什么关系？宪法法律对人大之外有关机关、组织参与立法的职权，以及职权之外应当受到必要尊重的话语权，有的规定比较零碎，有的没有明确规定，也不适宜规定，但从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其他机关、组织的关系看，人大是权力机关，也应当遵循彭真当年所说的既不失职，也不越权的原则，给自己的权力确定科学的边界。稍作对比即可发现，如果以主导的应有之义来理解人大在立法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人大主导立法似乎就类似于一名导演在导演影视剧。
改革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奋力前行的，很多改革主张，特别是那些重大改革的主张，都是由党中央提出的，如果说要把这些改革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实际的主导者是党中央。本文发表于《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2期，受发表篇幅所限，发表时删去部分资料性内容，这里恢复原文全部 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大主导立法 。宪法规定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定议案，宗旨在这里。第四，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对立法工作进行组织协调？立法法第51条的表述是这样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比如，很多针对议案的管控措施能不能叫主导立法？再比如，委员长会议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常委会？ 委员长会议的示范作用十分重要。为此，本文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建议对各类立法参与主体发挥作用的提法进行规范清理。
第四，人大在引领推动改革的立法中，要主导形成共识，而不能引起社会纷争。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事项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第三个层次是，在立法程序中作出规定。在这种观点看来，人大的任务就是把党的主张及时地、不折不扣地上升为国家法律，并把这种做法叫做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或者叫确保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
（2）常委会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但它审议法律案时，代表只能受邀列席，提出的意见只能得到反馈的份儿。二是，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所做的具体立法工作，包括起草的法律草案和提出的立法意见等，在立法过程中本身还要接受常委会的审议、辨别和取舍，未必就会被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所接受，所以，在表决之前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无论多大，恐怕都不能说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由人大发挥主导作用，提高立法效率，节约立法资源，克服这两种消极现象，无疑是必要的，但存在的问题是：立法动议主体提出议案的法定职权可能会被削弱。[26]针对立法中部门存在的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四中全会决定所做的说明中进一步说，有的立法实际成了一种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决，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因此，为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全会决定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但可以由的表述实际是否定了人大的主导，它的语法含义应当是，这些法律的草案主要还是由或者本来应当由其他国家机关组织起草，但也可以由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24]如果说此前李建国所说立法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王晨所说不可避免地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还没有点明部门利益的话，那么，李适时则不仅明确挑出了部门利益，而且强调发挥地方人大主导作用的重要指向，就是立法中存在的严重部门利益。
多个部门的工作和体制机制，恐怕很大程度上是指立法中不少部门之间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现有的体制机制又难以让部门之间自觉有效地协调合作。所以，作为合议机关的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能不能在立法活动中扮演总导演，或者干脆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角色，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但既然中央文件明确提出了人大主导立法，又容易让人产生遐想：党与人大的关系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体制变化？似乎对这些容易产生的认识偏差早有预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文件或者一些领导人、工作机构负责人的讲话，在阐述人大主导立法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25] 王晨和李适时讲话一个月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